发展云计算应由需求决定 要避免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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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云计算、物联网啊,在那儿真的没有听过这种概念。”从2001年开始,乌宝贵被派往香港《大公报》工作了8年多时间,返回内地后,“我发现自己脑子都大了!”
“我接触云计算、物联网等很热很热的概念不足3个月。”在2月7日举行的中关村科技沙龙启动仪式暨云计算主题研讨会上,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总工程师乌宝贵,一上来就坦言,自己来做关于云计算方面的互动“真的不够资格”。
乌宝贵反思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部分归结为“主观方面”,外部环境也没有给多年一直负责计算机、IT技术的他一点这方面的资讯。“我没有参加过任何政府组织的研讨会,也没有参加任何学术机构的研讨会,同事也没有人议论它。”这与内地对于云计算一片欢呼,各大媒体一哄而上大幅报道形成了鲜明对比。
乌宝贵认为在香港这样高度开放的地区,“不可能对于世界最新的技术不了解,不认知”,差异在于,香港需求直接和应用对接,而不是靠外力,比如政府或学者、媒体大规模的报道等方式来推动。“民众对于像云计算这样的新概念判断的第一态度是‘需求驱动’,它有没有发展前途,有没有将来应用的价值,是由需求决定,做起来以后能不能成功,是由市场来检验的。”乌宝贵说。

云发展的误区

工程院院士李德毅直言,云计算不是“万用灵药”,“它不是专门解决安全问题的新式武器,它不能避免软件中出现漏洞,网络上出现病毒等。”
作为全军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信息学部主任,并身兼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计算机语言信息工程中心首席科学顾问等多职,李德毅是领域内公认的权威。他认为云计算将推动中国信息产业重新洗牌,使软件服务走向集中化、规模化和精细化。但对于有些企业提出要建“私有云”,李德毅明确表示“不赞同”。“信息时代人人都在社区之中,人人都在有差异的封闭之中。我们仰望天空,但我们更要脚踏实地。‘云’在天上,哪一朵是我的‘云’?”
“香港业界或者社会对新概念也是抱着理性研判的态度,顺其自然,水到渠成。”与当前更多关注云计算效益的声音相比,乌宝贵的关注点也显得有些另类,“任何应用和改变都有成本,在评估事件价值的时候不仅要看到效益,还要评估成本,在做这样的战略设想时怎么去降低成本必须慎重考虑。”
但联想在云计算的角度进行战略探索面临的挑战,恰恰印证了乌宝贵的关注。“已有的企业功能大规模向云计算方向转移,其转移的成本将是阻碍转移的重要因素。”联想研究院副院长杜晓黎说,“联想本身有很强的服务,但是现在这种服务没有办法销售出去,我们要花上亿美金把它转换成某种形式的saas(软件运营),这是很大的挑战。”
北京市计算机中心曾是国内首家超算中心,该中心主任曾宇认为,目前云计算产业链中最薄弱的环节是成本制约和平台可信度,由此决定了平台提供商由政府机构主导的运营模式是在云计算业务发展初期的主要模式。
“当前,国内泛滥的云计算中心把太多的重点放在机构设施平台的建立上,强调是规模有多大,另一方面,国内云计算中心提供能力有限,在服务方面还有很多缺陷,在系统管理、软件管理和收费模式等方面也接近空白。”在国内外进行了大量调研和比较后,曾宇指出目前我国一些地方云计算发展中存在误区。